王钦评《九条的战后史》｜日本“修宪论”和“护宪论”的对岸

liukang20244天前吃瓜始末35

《九条的战后史》，[日]加藤典洋著，筑摩書房，2021年5月出书，555页，1,430円近来，日本官房长官加藤胜信以创设“急迫事态”条款为由，发出了“Covid-19灾祸正是修宪好时机”的惊人言辞；由此可知，安倍晋三政府蓄谋已久的修宪议程，并没有跟着安倍的辞任而消声匿迹。就日本社会而言，一方面，民众关于“修宪”和“护宪”间耐久争辩早已心生疲倦；另一方面，学界和评论界环绕战后宪法又进行着层出不穷、别具一格的解说——而且简直一切解说都会宣称自己逾越了向来的“修宪”“护宪”之争。这一形势在客观上导致的成果是，“修宪”尽管依旧是充溢争议的论题，但也有越来越拘泥于条文解说和理念讴歌的窠臼。在上述布景下，几十年来坚持不懈地考虑战后日美联系的批评家加藤典洋，其遗稿《九条的战后史》（『９条の戦後史』筑摩书房、2021年）的收拾出书，无疑有着实践的相关性。这部五百多页的作品，接续了前作《九条入门》（『９条入門』创元社、2019年）中关于日本战后宪法的调查，全景式地回忆了1950年代以降日本和美国环绕日本宪法，尤其是第九条的武力抛弃规则、日美安全确保公约所翻开的一系列弯曲的博弈，提示了不一起期“修宪论”和“护宪论”的争辩背面所包括的政治意向和目的。能够说，这是近年来具有拨乱反正含义的一部重要论著，有助于咱们恰切知道其时日本政府的修宪妄图的思维史方位，然后跳脱出简略地为“修宪”和“护宪”别离贴上“军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标签的标语式知道。

加藤典洋著《九条入门》加藤首要指出，在宪法公布之时，最初占有分配方位的关于“九条”的知道能够分红两种：一种知道是沿着麦克阿瑟的思路，将“九条”视作先进的政治理念的表现，另一种知道则以美国的下一任日本特使杜勒斯为代表，以为“九条”背面包括着将日本“无力化”、避免日本走向苏联共产主义的算盘。这两种知道都是“在和世界社会整体隔绝开来的条件下建立的、极点的九条解说”（25页）。与之相对，为了掌握日本政府和思维界在不一起期的“九条”解说背面的目的，然后恰当地了解当下“修宪论”和“护宪论”的情绪和远景，就有必要回到详细的前史现场。天然，在关于“九条”战后史的回忆中，首要需求说到的前史事情，就是1951年日本与美国的“单边宽和”，即在苏联和我国缺席的情况下和美国签定的《旧金山和约》。众所周知，这一平和公约的签定尽管在办法的含义上标志着日本能够脱节GHQ（驻日盟军总司令部）的控制、成为独立的主权国家，但在本质的含义上，谁都知道日本依然隶属于美国；乃至依托其时签署的“日美安保公约”，美军在日本的驻军得以排他性地半永久化了。针对其时吉田茂政府一方面亲美、一方面临立修宪的情绪，这今后执政的鸠山一郎政府妄图改动日本的对美依靠联系，这使得宪法“九条”的保持和改动成为一个严重的争议问题。所以，1950年代出现的“修宪论”——不管是1954年自由党提出的“宪法调查会”案，仍是同一时期改善党总裁重光葵提出的宪法改正案——都旨在着重战后宪法为美国所“强加”的颜色，背面的目的则是经过修正宪法来寻求日本脱离对美国依靠联系的或许性。加藤特别说到，1955年重光葵提出《日本与美国间互相防护公约（试案）》，其目的并不在于“复生战前军国主义或国家主义，而是让日本从对美隶属的枷锁中摆脱出来”（75页）；毋宁说，针对杜勒斯以“九条”为由回绝美日相等联系的做法，重光葵妄图以再军备的办法来完成日本作为主权国家的独立方位。但实际是，1955年标志着保存政党兼并（又称“保存合同”）的自由民主党的建立及其推进的修宪计划，终究没有得到日本国民的支撑，以至于修宪实力和护宪实力之间构成了连续至暗斗完结的“三分之二”坚持“三分之一”的抗衡形势。加藤对此点评道：“在这一时期的榜首次修宪论者,即并未充沛体会占有之羞耻的政界复归组那里所缺少的”，正是将对美独立和回归战前国家主义予以“清晰区别的必要的知道、预备和醒悟”（75页）。换句话说，正由于1950年代修宪论者始终将目光聚集在日本和美国作为两个现代民族国家的、简直是排他性的互相联系上，然后未能看到不以民族国家为基点——而是（例如）以联合国或其他世界联合为基点——来寻求日本独立的或许性，以至于他们关于国家独立的论说，以及作为条件或手法而提出的关于修宪和再军备的论说，很简单被回收到与战前国家主义乃至军国主义相好像的言语之中。（当然，加藤一起也看到，石桥湛山在同一时期极富洞见地提出，应经过对立再军备、对立修宪的“非装备中立”路途，寻求逾越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的国家独立路途；尽管如此，或正因如此，石桥着重，应该在联合国彻底发挥其功能之前，暂时“冻住宪法九条”——咱们会看到，这一建议和加藤自己的“答复”之间有着某种程度的相似性。）

所以，阅历了修宪失利——换言之，经过修宪来完成国家独立的妄图以失利告终——之后，保存党的对美独立计划也就失去了可操作的实践性。这一情况的成果是，一方面，“修宪论”中原本只是作为或许性而存在着的民族主义颜色，乃至战前国家主义颜色益发激烈，催生了脱离实践、耽于极点意识形态的“没有出路的修宪论”（或许能够悖论性地说，民众关于“修宪论”背面的这种或许性的防范，在1955年挫折政府的修宪妄图的一起，反而也导致了他们所忧虑的民族主义“修宪论”的昂首）；另一方面，“从前一体化的独立和民主化，逐步开端割裂和对立为着重战前价值（独立）和着重战后诸价值（民主化）”这两种倾向（157页）。

可是，加藤提示咱们，1955年告以失利的修宪妄图中，迄今值得着重的一点是：“宪法改正和外国戎行的撤离构成了顺接联系。从逻辑上说，榜首次的修宪论和当下的修宪论正好相反，在后者那里，宪法改正和自卫队关于外国戎行的军事帮忙（团体自卫权的行使）构成顺接联系。也就是说，从保存合一起期的自民党修宪论、再军备论看来，现在自民党的修宪论动机正好相反——后者的动机是：回应美国的要求，为成为美国世界战略的斥候而妄图修宪和再军备。”（86页）在这个含义上，相同作为“手法”，修宪和再军备在1950年代所通向的目的和现在自民党的目的正相反；当年作为脱离对美依靠联系的修宪，现在反而成为加强对美依靠的手法。为什么会这样？

在详细论说这一倒置的前史布景之前，加藤首要回忆了1960年前后发生的“安保奋斗”以及这场运动关于日美联系的重要含义。方才说到，鸠山政权在1955年的修宪建议以失利收场，由此“对美独立”的诉求和“民主主义”的诉求演化成为两个不同的取向或挑选。“从‘国民间的宪法感觉’动身，‘哪怕不独立，也要首要确保民主化平和和主义’这一信条逐步确认下来，并与修宪论的计划之间构成了‘反方向开展的龃龉’，由于在修宪论那里，最优先的是独立，为此要实施再军备和修宪，在此根底上再谈民主化平和和主义。丸山真男以为，安保奋斗是这一‘龃龉’得以最大化和迸发的时机。”（151页）“安保奋斗”能够说是“九条”战后史上一个无足轻重的拐点。一方面，站在日本政府一边来看，辅弼岸信介关于共产主义的深入歹意，使他义无反顾地在其时的世界形势中采纳了亲美的路途，终究和美国修订了《日美安保公约》——尽管从办法上看，这次修订某种程度上康复了日本关于美国的“相等联系”，但正如加藤关键说到的、其时日本外交官西春彦正告的那样，此举相当于向外界标明，日本自动在军事和地缘政治上采纳了和美国联合对立苏联的姿势，因而有或许导致苏联乃至我国对日情绪的恶化。（加藤说到，两年后的古巴导弹危机或许就与这次“安保公约”的修订有着亲近相关。）也就是说，这一时期日本原本手上握着的“中立化”乃至“共产化”筹码，的确实确对日美联系发挥着不行小觑的影响，乃至原本或许改动日本的对美隶属；但岸政府的亲美方针，使得日本丧失了“中立化”的或许，然后也丧失了对美独立的极佳前史机会。另一方面，从参加“安保奋斗”的很多日本民众这一边来看，加藤区别了这场政治运动中的两种不同诉求：对立“安保公约”，即对美独立的诉求，和“岸信介下台”，即“战前的否定和民主化的完成”的诉求（206页）。加藤指出，当“安保奋斗”前期建议对美独立的时分，参加者并不太多；只要当后期诉求演化为要求岸政府下台的时分，整场运动才变成国民性的运动。不管加藤的这一分疏是否契合实践情况，重要的是看到，“独立”和“民主”的别离确实标志着1960年代之后日本社会的走向和战后宪法的命运。

1960年6月18日，日本抗议者围住国会示威。这么说是由于，1960年在岸政府垮台之后，重返政治舞台的“旧吉田派”自民党政权经过遵循当年吉田所采纳的宪法了解——“作为防洪堤的宪法九条”——交融了“护宪论”和“对美依靠”，继而为日本社会的去政治化和高度经济开展路途奠定了根底。对此，加藤写道：“旧吉田派以作为保存本流的鸽派自居，遵循亲美=对美隶属路途。一边竭力反抗来自美国的再装备要求，一边建立国内健康的经济增加的最优先方位，以此建立新的护宪情绪，即满意所谓经济民族主义的心思需求。”（207-208页）由此发生的日本自卫队“解说合宪”论，也为之后宪法“九条”与日美安保联系的共存埋下了要害伏笔。另一方面，这一时期出现的、出于民族主义情感的修宪论和再军备论（自民党鹰派），由于丧失了活跃的实践含义，便不像榜首次“修宪论”那样，将修宪作为对美独立的“手法”，而是将修宪和再军备本身作为“独立的标志”（209页）——“修宪论”的“劣化”，从中可见一斑。而在将政治与经济分隔、社会去政治化而一味寻求高度经济开展的年代布景下，“国民的志趣”逐步从“独立”转向“民主化”，继而从“民主化”转向“经济繁荣的享用”（223页），因而比起上述情理性的“鹰派”修宪建议，大多数国民更愿意在保持宪法现状的条件下以“宪法解说”的办法默许自卫队和日美安保联系的存在。在这种语境下，不管是“修宪论”仍是“护宪论”，都无法触及日本关于美国的依靠联系。在“安保运动”之后，战后宪法的下一个前史要害点就是美苏暗斗的完结。加藤说到，尽管在1960年代到1990年代间出现了像清水几太郎、江腾淳等思维家提出的对美独立论，但这些以日本经济繁荣为布景和论说条件的考虑都没有充沛答复的问题是，日本终究应该怎么做，才干完成对美独立并确保本身的安全，一起又不落入战前的国家主义——换句话说，怎样才干避免周围国家对自己采纳孤立方针。而这一根赋性的理论问题，在暗斗完毕后恰恰成为日本需求面临的急迫的实践问题，由于由于苏联的崩溃，《日美安保公约》一方面临美国而言不再具有军事上的实践含义，而带上了美国作为“霸权”性国家的标志含义，另一方面临日本而言则在“安全”上成为有必要，“这一差异在日本方面发生了无限的不安，使日本今后堕入了无休止的退让”（323页）。换言之，日本为了抵挡设想的、来自周边国家的军事要挟，需求美国的军事在场；但不管是从地缘政治上说，仍是单纯从《日美安保公约》的明文规则上说，美国既没有确保日本安全的清晰许诺，也无法确保实践发生战事时采纳帮忙的及时性。所以，现在日本政府的修宪目的，便和1950年代的修宪论的方针截然相反，不只不再是对美独立的手法，反而是对美国百依百顺的成果。

这一前史情况也解说了2000年以降日本社会上出现的种种日益显得斑驳陆离的“修宪论”。在加藤看来，为了抵消一味的对美依靠所发生的耻辱感，以自民党的宪法改正草案为代表的保存阵营的“修宪论”，逐步开端“没必要地建议具有战前颜色的国家主义式建议”（379页），乃至从头着重战前宪法针对民众的责任论颜色。与之对应，日本逐步在外交上出现出对亚洲国家故弄玄虚和“复古主义倾向与对美跪拜”的结合，以及整个社会的右倾化（395页）。一起，关于日美联系的现状的故意逃避，导致在一些极点右翼分子的言辞中出现了“对立《日美安保公约》就是卖国贼”的奇谈怪论。表面上看来，比起这些在意识形态上较为“反抗”的建议，安倍晋三政府的修宪论好像“低沉”了不少——不过，加藤言必有中地指出，这恰恰标明，在安倍这儿，连关于依靠美国而发生的耻辱感都没有了。尤其在“311”大震灾发生之后，日本社会上的“耻辱感”日益被一种自私的“排挤感”所代替：“冲绳和本乡不一样，不是咱们；福岛被核辐射污染了，不安全，最好不要挨近；自卫队员是社会上的异类，现在不过是美国的家丁。安于这种主意，就不会发生‘耻辱感’。”（414页）所以，美国在日本的存在也就成了天经地义的实际，国家独立也罢，战后日本社会的歪曲结构也罢，都在跟着美国萧规曹随的过程中遭到遮盖和疏忽。

假如说“修宪论”从1950年代到现在的前史演化是一条历经弯曲和蜕化的头绪，那么最早作为其对立实力出现的“护宪论”的战后史又怎么呢？值得注意的是，在加藤的论说中，暗斗之前，毋宁说“修宪论”的种种言语更表现了关于现状的逼真考虑；因而，比较于“修宪论”的杂乱性，加藤以为“护宪论”的逻辑“从1960年代丸山真男的时期以来，简直没变过”，其关键有四：

榜首，作为前驱性的法令存在，宪法九条平和和主义凝聚着经过现代以来平和思维的头绪和二十世纪世界战役的凄惨经历而取得的希望；第二，在当今的核年代下，这种平和主义恰恰构成了具有实践含义的安全确保战略的根底；第三，这才是日本人以战役体会为价值而取得的最名贵的礼物；第四，这儿铭刻着日本关于亚洲各国的许诺，即对从前进行的侵略进行检讨、不再走战役路途。（423-424页）

可是，加藤尖利地指出，不行忽视的一点是，自战后宪法公布实施以来，在“护宪论”的逻辑背面，或在民众的“护宪”知道背面，存在着某种“自我诈骗”，即结构上保存战前所崇奉的“国体”的方位，只是将以往占有这一方位的“天皇”改换为现在的“九条”。“拥护坐落世界之首的、肯定不行侵略的天皇——这种皇国思维的‘荣耀’原封不动地被平和思维的‘荣耀’所替代，后者拥护的是坐落世界之首的、‘特别含义上的战役抛弃’的宪法”（449页）。在这个含义上，只是从理念和准则上“保卫”宪法九条的做法，或许并不比那些把修宪视作日本独立之“标志”的保存派来得更为担任。而在现在的前史布景下，乃至是在“护宪论”那里，“九条”也益发显得是一种消沉反抗，以至于不少人以为，为了保卫“九条”便不得不默许日美安保联系的持存。可是，一旦承受了上述条件，那么“护宪”与“修宪”或许就只要一纸之隔了——例如，近年来筱田英朗之流便在对日美同盟进行“现状追认”的条件下，经过讨论所谓战后宪法的原初“目的”（精确地说，美国人的目的）而提出修宪规划以“保卫”宪法。面临当今这个扑朔迷离的形势，加藤写道：

保存阵营也好，改造阵营也好，都没有考虑的问题是：怎么在脱离美国的情况下，完成战后世界次序和亚洲-太平洋周边各国都能一起承受的本国安全确保办法？（348页）

在加藤看来，“九条”的含义不在于其理念多么先进、多么崇高——沉醉于这种理想主义式的讴歌，不啻于将“九条”在实践中应当发挥的效能和潜能置之不理——而在于考虑怎么以“九条”为根底，在日美安保联系之外探究确保国民安全的路途。假如“九条”确实如“护宪论”所言，在当今核兵器年代下恰恰是真实具有实践含义的安全确保战略，那么就不应该把它当作软弱无力的、需求退让退让才干保卫的准则，更不应该只是把它当作一个万不得已的、抵挡日本从头走向军国主义的砝码，而有必要将它视作一个打破现状的有用兵器。为此，加藤以为，需求做的不只是将“九条”和《日美安保公约》分隔，更是将“九条”暂时与国家关于国民的人身保护的许诺和要求分隔。

简言之，面临“九条”和对美依靠联系变得互相羁绊、好像互为条件的杂乱形势，加藤给出的答复是：日本应该回到战胜的“原点”，即促进宪法九条诞生的、世界社会关于日本曩昔进行的侵略战役的赏罚和关于日本未来的等待。详细来说，加藤以为现在的日本自卫队应该“再编为联合国军，将现在以密约办法而本质上交予美军的指挥权清晰规则为联合国指挥，另外在‘必要的最小限度内’设置疆土防卫队，但这支疆土防卫队没有治安出动权”（526页）——也就是说，彻底环绕着联合国从头整编日本的军事力气，然后打破日本关于美国的依靠。而恰恰是由于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宪法中，只要日本战后宪法清晰规则了抛弃武力准则，上述以联合国为主导的安全确保战略才有或许完成。“与联合国的相关，来自他国的信任，迈向从日美同盟脱离的国民志愿——将一切这些集结起来的主轴就是宪法九条”（527页）。不过，上述计划也只是是一种纸面上的或许性；重要的是，若要将这种计划付诸实施，必不行少的是背面的政治作用力。在加藤看来，这种“力气”的源泉只能是国民的志愿。在论说挨近结尾的当地，加藤再一次说到了“安保奋斗”，以为1960年的这场国民性的政治运动在今日依然能给咱们很大的启示，由于当年这次事情极大地改动了美国的对日方针和情绪：

直至暗斗完结，由保存派的鸽派所推进的护宪-轻装备-经济增加方针，其或许性条件是——或者说，为其翻开进口的正是“安保”所构成的“中立牌”的按捺力，即其时稍有不小心日本或许就会中立化或社会主义化（阅览其时的文件能够知道，其时美国国务院和大使馆彻底将“安保奋斗”视作共产主义运动）。

从这件事也能够知道，假如国民的志愿不以某种办法出现出来，政治的“力气”是无从发生的。而出现国民志愿的最一般的办法，就是推举和国民投票。（528-529页）

有意思的是，恰恰是在上述两段重要的论说中，加藤着重了在他之前的描绘中被淡化或纠正了的旁边面，即“安保奋斗”作为一场对立美日同盟、争夺主权独立的政治运动。也就是说，或许从片面上说，使得这场政治运动开展为国民性运动的关键确实不是“独立”的诉求，而是对立岸信介政府妄图康复战前价值的“民主化”诉求；可是，从客观上说，美国关于这次事情的“误读”或“误认”使得这场运动发生了意料之外的作用，哪怕后者并没有在这今后的前史中被本质化为日本寻求对美独立的方针。毫不夸大地说，这种“误认”的作用，注定是任何故私家谈判或隐秘会约的办法进行的两国领导人会晤所无从完成的——不管是重光葵仍是鸠山由纪夫，前史现已再三标明晰这一点。就此而言，出现国民志愿的“最一般”的办法，或许并不如加藤最终所言那样取决于推举和投票，而是民众的又一次、再一次的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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