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做过19份作业之后，他找到了什么？｜专访胡安焉

liukang20241周前 (05-20)在线吃瓜457

2020年4月，一篇名为《我在德邦上夜班的一年》在交际媒体上火了。这是快递员胡安焉写的一篇漫笔，记叙了他在德邦某枢纽站做夜班理货员的阅历。文章宣布后不久，便在豆瓣等渠道取得了上万次的点赞转发。后来有出书社修改找到他，问他还有没有其他作业阅历，所以，有了三年后的今日咱们所看到的这本《我在北京送快递》。

二十余年间，胡安焉先后做过19份作业。与此一同，在打工人身份之外，他也是豆瓣上15000多名网友重视的友邻，在这片自留地里标记了“读过”的500多本书，“看过”的2000多部电影。

胡安焉，打工人，写作者。近十年迁徙于祖国南北，曲折于广东、广西、云南、上海、北京等地，现久居成都。早年间做过保安、面包店学徒、便利店店员、自行车店出售、网店作业人员等；近年在广东的物流公司做过夜班拣货工人，后又在北京做了两年快递员。2020年至今，失业在家。

本年四月，间隔那篇文章宣布整整三年。三年后的现在，胡安焉的日程表上排满了采访、新书发布会、以及各种对谈，他的著作被贴上“底层文学”的标签，他也被邀请到不同方法的活动现场，与同为“底层作家”的他们对话。那篇文章怎样影响了他本来日子的轨迹？他又会怎样看待外界加诸自己身上的标签？带着这些猎奇，咱们在北京见到了胡安焉。

这不是一名快递员通过一篇文章“一夜成名”的故事，而是关于一般人怎样在日常日子的荒芜中被阅览和写作托举，在实践国际的幻灭感中步步重建起心里的次序。不一定每个人都会在终身中有过这么多的作业体会，但只需你从前对人生的挑选有过纠结，对人与人之间的共处发生过不解，或在某个时刻堕入过自我置疑，那么胡安焉的故事，就不仅仅他一个人的故事。

采写｜申璐

本来，谎话不是真的

“我不是个从小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人，年青时过得浑浑噩噩，既没有雄心壮志，又缺少尘俗愿望，并且我以为懒散是可耻的。所以，我的日子过得很古怪：成天东奔西跑忙个不断——白日去上班，但不为赚钱；晚上和歇息日去（夜校）上课，又常常在教室里打瞌睡——自己也不知道是为了啥，并且，我从不诘问自己这个问题。”

很长时刻里，胡安焉都过着这样一种“古怪”的日子，看起来为了忙而忙。他频频地替换作业，做过加油站工人、便利店店员、面包店学徒，也开过网店、画过漫画，但不是要回应寻觅抱负日子的动力，朴实是为了逃离他所讨厌的东西。他不喜爱尘俗社会，在人情世故面前常常感到不知所措，对物质日子的愿望很低。

在胡安焉看来，自己尽管没什么抱负，却有点“抱负主义”。而客观而言，一个抱负主义者，他们信任抱负的国际现已存在或行将呈现，因而总是提早以那个国际的规范要求自己，即使这种“抱负”在被提出之际，其实是以一种脱离实践的面貌呈现。

《我在北京送快递》，作者: 胡安焉，版别: 浦睿文明｜湖南文艺出书社2023年3月

胡安焉出生在一个典型的“系统内”家庭，爸爸妈妈厚道本分，从小到大简直没有给过他什么压力，但对传统含义上的品德训诫抱持着发自心里的认同。而这种认同体现在家长教育中，便是要求孩子从一种“真理”的视点看待事物的价值，将正派与忘我的抑制精力视为日常小事的行为准则，“不要犯错”。所以，在品德正确与否的判别上，胡安焉常表现出一种超出均值的灵敏与自律，以至于在处理某些事务时，显得“愚钝而蠢笨”。

1999年，他开端了抽象含义上的第一份作业，被校园安排去一家四星级酒店做实习服务生。其时排班表上有一种“两端班”，即上午做四个小时，下午歇息，然后晚上再上四个小时，由于需求花费双倍的通勤时刻和费用，没有人乐意上这个班次。

而公正起见，工头给每人每月都排了平等天数的“两端班”。一次，一个搭档由于家里有事，想和他调班，并提出先用自己的“两端班”和他换一个一般班，之后再换回来。胡安焉觉得这样过分锱铢必较，就随口说“不用麻烦了，也没什么差异，横竖下班后也没事”。谁知对方却当了真，几天之后又提出换班，且这次乃至没有任何详细理由，“已然你觉得它们没差异”。

广东省某招聘墙。图片由受访者供给。

之后的几年，相同的作业以不同的面貌连续呈现在胡安焉的日子国际。会有人在他和客人攀谈时把他支开，然后抢走这单生意；夜校的课程和加油站排班抵触时，他不敢和主管和谐，争夺自己的权益，忧虑这是寻求特别待遇，对其他搭档“不公正”……那段时刻里，胡安焉想不通，“人为什么总要斗来斗去”。每一段作业也都做不持久，他对人与人之间无法防止的纷争感到怯惧。

尽管原因或许很简单，由于利益。他测验让自己站在每个人的视点，发现各自的挑选总能得到合理的解说，“而人只需有私欲，就很难不露出丑相”。但这些都曾让彼时的他生出过几分幻灭感，这种幻灭感近似于，“你忽然某天发现，谎话不是实在的”。

为了躲避的逃亡

这些作业中，胡安焉做得最久的是在广西南宁的一家女装店，前后差不多两年多的时刻。倒不是对作业自身愈加习惯，更多是由于他投了钱，是合伙人之一。而那段时刻中发生的一件事，近乎直接推动了他转向写作。

2009年的一个下午，他独安闲店里看店。一位女顾客脚步踌躇地走进店里，四处审察却又佯装镇定，手臂上还挎着一个大得奇怪的挎包。她是商场的“老顾客”，被商铺的店家私下里喊作“疯女性”，胡乱调配的穿着、多变的表情举动都让周围人不太敢接近。胡安焉回想说，她常来商场闲逛，但那天是第一次进到他的店里，一同进来的还有周围店东暗暗投来的目光。

那女性进店后在衣架前翻找，问询能否试穿一条牛仔短裤。胡安焉记住，那天他反倒觉得这个女性很亲热，“或许是由于那时周围加诸她身上的歹意我很熟悉”。得到答应后，女性抬脚就将裤子套在了身上，乃至没等胡安焉将她引向试衣间。但是这仅仅个开端。她随即又将第二条、第三条套在了身上，胡安焉简直下意识地伸手阻挠，却迎上女性有几分慌张的目光。

胡安焉其时就愣住了，眼眶也有些湿润。“从她的脸上，我清清楚楚地看到自己——慌张、不安、被周围人不怀好意地围观，腿上还挂着三条牛仔裤——只不过我还有力气讳饰，她却就这么裸露出来。”

胡安焉在广西南宁与朋友合伙开的女装店。图片由受访者供给。

终究，她买下了其间一条短裤，从挎包里掏出皱巴巴的钱，然后一张张捋平，给了正好适宜的数目。胡安焉记住，直到那女性脱离店肆，她的脸上仍然带着一种惊骇。那副表情给胡安焉留下了很深的形象，“假如我摘下面具，表情大约不会比她‘正常’到哪儿去”。那件作业让他开端反思，自己的日子是否也在浑然不觉中脱离了轨迹，在虚无中变得麻痹。

在女装店的终究几个月，胡安焉会带一些小说放在店里，没顾客的时分翻出来看看。也是从那时起，他逐步触摸到塞林格、雷蒙德·卡佛、理查德·耶茨等人的著作。塞林格笔下那种纯真的幻灭曾在许多个午后令他恍神，书中的人物大多是一群早慧的“小大人”，他们过早洞悉了人生的虚无实质，仍然将独归于儿童的那些东西带进了成年期，也因而阅历了丢失与苍茫。那是一种跨过地舆与时刻的悠远的共识。

胡安焉说，那段阅览阅历带给他许多牵动，“但回过头看才发现，感动我的其实是我的日子，那些著作仅仅触发了我对日子的感动算了。”胡安焉很少在周围人面前裸露自己，幸亏当年那些无法消化的心情都得以在文字中渐渐蒸发掉了。

脱离南宁后，他想要逃出本来的轨迹。实践的国际四处受阻，虚拟如同就成了眼下仅有的出路。为了躲避，他开端写作。尽管他供认，这个初衷听上去，并不是什么“好”的起点。

在打工与自在的敌对之外

胡安焉不是真名。

说起这个姓名，胡安焉称，仅仅个“文字游戏”。“胡”便是白话里的“为什么”，“安”和“焉”都是疑问代词，连起来是三个疑问代词叠加，也是在问，何故安心。

2009年底，胡安焉从南宁回到广州，带着开女装店攒下的六万块钱，决计开端一段全心投入的写作。差不多有三年时刻，他与世隔绝，每天根本就环绕读书和写作。与此一同，为了缓释“入行”太晚的为难，他还在黑蓝文学论坛做小说版的客座版主，参加网刊的修改作业，选著作写评语，让自己浸入在那样一种气氛中“学习”。

对实践的躲避反让他成为“实践主义”的信徒。那段时刻，他对小说的“真”有一种执念，苛求从彻底的实践阅历中获取写作的材料与营养，但内核却是对实践的讨厌。写作的动力也在这个进程中渐渐磨损，跟着银行卡的余额见底，他觉得这样不可，需求一种“异质日子”去自我更新。

所以，胡安焉将家搬到了云南下关，在一个村子里租了间房间，摆地摊卖文具，也开过小吃店。那几年，他逐步康复了一种平心静气的高兴，不再将日子悉数的压力扔给写作，很少再正襟危坐地翻开电脑，而是脑子里冒出什么主意就顺手记载下来，常常边摆摊边写，或是边走边写。阶段犬牙交错，内容也从写实流于幻想，“那时写刁难我来说，接近于自娱自乐，既没什么压力，也没什么寻求”。

胡安焉在云南下关摆地摊。图片由受访者供给。

平心静气的日子里偶然也有“剧烈”的高兴。有一年在上海，他和文学论坛上的两个朋友集会，席间轮番朗诵各自喜爱的著作。胡安焉选的是伍尔夫读《皮尔金顿夫人回想录》后写的一篇读后感，被收在《一般读者》中。

皮尔金顿夫人日子于300年前的英国，是彼时一个衰败贵族家中的妇人，她结了婚又被老公扔掉。听说那次离婚源于一场可笑的“乌龙”，皮尔金顿夫人将一男性在家中留至深夜，但原因其实是，她想要和那位先生借一本书，但对方不乐意借给她，牵强赞同在旁等她看完再回收。被老公扔掉后，皮尔金顿夫人独自抚育两个孩子，日子艰苦而崎岖，终究因拖欠房租被关进监狱。在不断下坠的终身中，写作简直是她为数不多的支撑。

初读时，胡安焉被皮尔金顿夫人内中生宣布的那种战斗力感动得哭了。在那篇文章结尾，伍尔夫写道：

“她喜爱莎士比亚、知道斯威夫特，并在终身的历险进程中阅历沟沟坎坎，翻云覆雨时仍然坚持着达观的精力，坚持着女士的那份教养，那份英勇。这种精力、教养和英勇在她时刻短终身的终究日子里，让她可以谈笑自若，可以在心死之时喜爱她的鸭子及枕边的昆虫。除此以外，她的终身都是在伤痛和挣扎中度过。”

这些年，胡安焉常在日子吃紧时找一份作业，也在手头稍微宽余时从头写作。他开端将作业与日子别离，不再在作业中寻觅含义。他坦言至今自己都没能统筹作业与写作，作业中的心情损耗和精力剥削会极大地搅扰写作语感，他不得不在歇息时刻疗愈放空，排解负面心情。但写作仍然帮他一次又一次精力抖擞地投入日子，借此坚持对日子的敏锐与猎奇。

对胡安焉来说，阅览与写作曾让他时刻短跳出了打工与自在的敌对。“在有限的挑选和短促的实践中，我越来越感觉到日子中许多普通隽永的时刻，要比实践困扰的方方面面，对人生更具决议含义。”

新冠疫情之初，封控在家的胡安焉从头拿起良久未动的笔，写了几篇日记，想康复笔触，其间就有《我在德邦上夜班的一年》。胡安焉回想说，那篇只写了半响的日记，如同一夜间就“不可思议”将他推到了台前，所以有了三年后的这本《我在北京送快递》。

最近出现的“底层作家”？胡安焉并不觉得这说的是自己。对他而言，写作，并不是从今日才开端的作业。

“我写的不是‘活动的盛宴’，

我仅仅在送快递罢了”

新京报：胡安焉这个姓名开端被更多人知道，大约是在2020年，你在网上宣布的那篇漫笔《我在德邦上夜班的一年》，以第一人称的视角，记载了一个夜班理货员的日子。那篇文章的走红对你有什么影响？

胡安焉：现在想起来，我仍然觉得很意外。其时那篇其实只用了大约半响就写完了，还配了许多相片，主要是想给在德邦的十个月留个留念，便是一个回想或许说自我检视，是写给自己的，而不是为了写一个著作，或许有什么东西要表达。后来连续有人找到我，约我继续写德邦夜班这类文章，他们问我还有什么作业阅历，再往后，才渐渐有了这本书的雏形。

但这个时分状况就不相同了，我不再是写给自己，而是写给约稿方所面向的读者。这就和写《德邦》那篇时的心态很不相同，我需求去想“怎样写”。我开端有意识地去学习和学习，比方那段时刻我看了彭剑斌在贵州跑事务时写的《不检核与倍纠缠书》，还看了一些其他，但实践上能学习的很少。花的时刻越多，越难动笔。由于只需你开端想把这个东西当成著作去展示，就会在落笔时和叙说自身的语感有抵触，那些花哨的言语、杂乱的结构和内容自身无法交融。究竟，我写的不是《活动的盛宴》，咱们聚在一个沙龙圈里谈人生、谈抱负吗？不是这样的，我仅仅在送快递罢了。

《不检核与倍纠缠书》，作者:彭剑斌，出书社:单读 /铸刻文明｜上海文艺出书社2020年11月

新京报：《我在北京送快递》这本书出书后，在豆瓣等渠道引发了不少谈论，你会去看读者的点评或留言吗？

胡安焉：四月中旬前都有看，其时比较忐忑和在乎，后来评语多了，加上我忙起来，就没再看了。坦白讲，我觉得其间的许多“喜爱”很或许是错位的，是一种自我投射，或许说某种文明投射；而许多批判也是错位的。关于大多数创造而言，文字也罢，电影也好，音乐也好，真实能称得上“知音”式的读者或观众，或许是很少量吧。

新京报：这段时刻，你也密布参加了许多活动，需求短时刻内“深度”触摸不同的人，这会给你带来压力吗？

胡安焉：最近这一个月，我面临的采访、播客、各种现场活动等，它们对我而言仍然是一种全新的体会，现在还能带给我继续的新鲜感。就像从前换作业相同，一份新作业的开端都是新的环境和体会，比方在此之前，我还从来没有进过那种全封闭式的录音棚，这些或许都在中和负面的感触，不同程度地添加着我的见识，以及对日子国际更多维的了解。最少到现在为止，我还在吸收这样的新鲜感。并且，这些阅历都有很大的命运成分。更重要的是，我知道它也不会继续好久。至于我以后会怎样反思这段阅历，它是需求时刻的。

新京报：这个进程中，你或许需求大量地重复自己。你会在某个瞬间发生一种对话的倦怠感吗？我记住你曾在自述中说到，自己对人际间的奇妙联络很灵敏。

胡安焉：会的，不少活动的论题设置其实不太答应你各抒己见。并且大多时分，你去不断叙说自己的过往和主意，确实会有一种耻感。包含在《我在北京送快递》这本书里，我没有写太多关于我的精力国际的部分，比方我今日这种性情是怎样构成的，这些都没有提，没有多少人真的关怀“你是怎样想的”吧，我也不是什么名人。放在更大的图书市场上，咱们更重视的仍是“作业”这个标签，它有共性。

其实这本书刚出来的时分，也没有什么人联络我，一直到本年四月份，才连续接到一些电话。最开端承受采访的时分没阅历，我都不太敢面临面沟通，每个问题先回复很长一段文字，重复纠结遣词表达，很耗费精力。但怎样说呢，现在这本书它关乎我的收入，我需求这本书的版税，它曝光度添加的话，我就能有更多时刻，更自在地去做我想做的作业，去写更想写的东西。仍是不要太矫情的好。

体力劳动中的焦虑

新京报：前几年，《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曾引发了人们对这一作业的重视，意识到时刻和算法对个其他排挤。而这本书中我形象很深的也是，你曾说起在楼房金送快递那阵子，常常会在作业中堕入一种负面心情，会烦躁和不满，感觉到自己正在被作业中的境况一点点改动。现在互联网上，许多年青人称想转向轻体力劳动，觉得可以减轻焦虑，现实如同并非如此？

胡安焉：那篇文章我有看过，许多当地我是很有共识的。尽管我的作业和外卖员还有些不同，不是每一单都是独自的一条时刻线，但我每天一上班，仍然觉得像是一颗炸弹的引信被点着了，需求在它爆破之前，把活儿干完。比方每天八点分装结束脱离站点，八点半我就要看送了几件，我需求知道这个进展和昨日一同刻比较，是快了仍是慢了。假如昨日八点半我送了15件，而今日八点半我只送了14件，我就开端焦虑了。之后每隔半个小时，我差不多都要承认一次。有种惊惧在推着你，不由得要重视时刻，你要时刻判别自己处在怎样一种作业状况。

时刻久了，我渐渐就习惯用本钱的眼光看待时刻。当年在咱们日子的那一带，快递员不包吃住的状况下均匀工资大约在7000元，假如低于这个酬劳，人员就会活动到其他当地，这个行情是和北京的日子本钱和作业强度有关的。假定我每月作业26天，每天11个小时，那日薪便是270块。抛去装货和路上的两个小时，我就需求每小时产出30元，折合下来一分钟便是0.5元。这意味着什么？假如派送一个快件均匀分到2元，那么我必须在4分钟内送完一件才不会赔本。再比方一顿午饭要花20分钟，那么这期间的时刻本钱便是10元，假定一份盖浇饭15元，那算计下来便是25元，这就太贵了。

再举个比方，我对小区电梯的快慢也十分灵敏。当年一开端，楼房金的电梯超级慢，等我走了之后，整个小区的16部电梯全换了。其实那个小区时代并不老，也就十年左右，之所以电梯悉数换了，便是由于实在太慢了。别的，有些高级小区那种园林式的规划也会拖慢（送快递）功率。但即使如此，我也没有由于意识到时刻便是金钱而赚到更多钱，反而堕入了一种看起来既在乎钱，又不在乎钱的状况里。

新京报：你频频地说到“功率”和“本钱”，（做这份作业）之前你也很介意自己的“功率”？

胡安焉：也还好，之前我对“功率”的重视便是均值水平吧，但进入这行之后，你就渐渐进入自我内卷的状况，归根到底是很怕拖后腿。详细到快递公司会设置“仓管”这种职位，专门在电脑前监督快递员进展。假如快到正午十二点，张三还剩20多件，他就拿起电话，不是和你谈论“你想怎样样啊？”，直接便是侮辱性地开骂，让你想方法不要每天给站点拖后腿。只需慢了，你每天就要接这样的电话，哪怕你很忙，然后抱歉，表明自己会立刻想方法处理。这种状况下，你不得不重视时刻。

其时咱们站点在一个很偏僻的旮旯，一天均匀往复至少五班货，接驳耗费许多时刻。我记住其时全北京有250多个站点，咱们站点的时效数据每次都排在200名开外，总部就派下来“钦差大臣”专门监督作业，用军队里抓纪律的方法进步功率。其实实践问题并不是出在纪律，但整个别系上下没有人会听你解说，便是每一级层层施压，终究垮掉的仍是下面的快递员。

纪录片《零工经济：App役使准则》剧照。

新京报：除了和货品打交道之外，快递员的作业也涉及到和详细的人触摸，这个进程对你而言会发生心情耗费吗？

胡安焉：是的，对人提出恳求仍是挺让我觉得尴尬的。最不习惯的便是向对方索要好评，可假如我不做的话，站点就会搞一个表格，每个人每周的好评数据都会公布出来，周会上好评数较少的人就会被叫到前面揭露承受批判，罚做俯卧撑，这太损伤我的庄严了，我也受不了这种耻辱。所以我只能遵守这套点评系统，但一同又开不了口，我就晚上回家修改短信，字数还不能超，不然变成2毛一条，本钱就添加了，并且还得发给年青友善、懂操作的客户。所以后来我就不想做了，对我的心情损耗太大。

新京报：这种状况下，每天下班后身心疲乏，还会坚持做一些记载吗？

胡安焉：根本不会，那时分连书都不想读。还会发生一些负面心情，做完就很烦躁，需求去消化排解掉，有时还要靠酒精，或许恐怖片去开释压力。不过，人都是杂乱的、有弹性的，尽管那时分心里很焦虑，但白日也能和他人正常打交道，不是说一溃散，就每条线都瘫痪了，也不至于。

新京报：你会怎样看，当下许多年青人想要转化作业轨迹，对“蓝领”作业热心上升的趋势？

胡安焉：我其实不太清楚有这样主意的人，他们原先承担着的压力究竟是怎样的，或许有的人也并不合适传统含义上的“坐办公室”，但我也没方法给出什么定见，以“失败者”的身份吗？我觉得我不是，但我也不是什么成功的过来人，我什么都不是，并且究竟每个人状况都不相同。

假如真的觉得原有的环境待不下去了，想要换口气，那就去测验，即使做了之后发现自己原先的知道是有误差的，那也没联络，就再去想方法改动，这便是试错。不管是否跳出本来的环境，试错自身都应该是值得鼓舞的，我觉得其实不存在什么一了百了的安全感，重要的是在做出挑选前，要想好。

“除了都做过简单劳动，

咱们在写作上的共同点不多”

新京报：关于写作，你曾说到开端是从仿照塞林格开端的，或许不同于许多读者的形象，你对写作其实是有过相对自动的投入和“操练”的？

胡安焉：是的，除了塞林格，后来我也测验仿照过卡佛，他的小说言语是偏有用的，相似新闻报道那种，没有太多的修辞。这和他所描绘的底层社会的“粗人”也有关，大多数不善表达，和修辞自身是抵触的。总的来说，他们的许多所谓“技艺”是可以被刚入门的我所直接借用的。

我彻底投身自在写作大约是从2009年开端，我花了许多时刻逛文学论坛，读网友的著作，发谈论参加沟通。那三年间，我对小说的知道提高确实是很快的。但这些作业也很耗时，每天真实分到写作的时刻也就两三个小时。到了后来，根本都是我在输出，而真实有收成的部分很少，也没有收入。我的钱也在继续耗费，之前打工攒下的几万块很快就见底了。

新京报：那段时刻，当你觉得自己对小说的认知敏捷提高，但真实动笔的时刻又很有限时，会觉得更难着笔吗？

胡安焉：确实是这样的。不管怎样写，都达不到自己心里的要求，也便是常说的“眼高手低”吧。而“眼高手低”最惨的成果便是，它会十分耗费一个人的写作动力，时刻久了就无法坚持下去。假如“无知者无畏”，那我就会静心拼命写，尽管或许也是浪费时刻，但至少写出来了。可一旦眼光提上去，就觉得丢不起人。但说实话，想在一两部著作中到达想要的那种高度，是不或许的。

新京报：那你其时是怎样处理这种内讧的？

胡安焉：没有处理，便是躲避，暂时不写了。后来我就去云南做物业，做烘焙店，又去上海做自行车店。大约2015年回到云南后，觉得如同又可以写了。人其实挺杂乱的吧，当年那种自我否定渐渐就被时刻减弱一些，那种动力“春风吹又生”，又冒头了。没有什么特其他关键，对我来说，或许便是需求两三年什么都不写，让自己从头康复那种想写的状况，而不是用什么方法去处理。也或许有方法，但我没找到吧。我的写作中最难的，其实是坚持一种中正的心态。

新京报：怎样了解你说的这种“中正”？

胡安焉：或许便是，将生命感触直接实现到语感之后，不会让人感到有某种失衡的倾向性或目的，比方虚浮、煽情、矫饰或圆滑等。也可以了解为一种全面的尺度感。

新京报：那么作为写作者，你怎样看自己这三年的非虚拟写作，和此前的虚拟创造之间的联络？

胡安焉：非虚拟的阶段其实更多是协助我看清自己的实质，这对我之后的虚拟写作而言，它构成了一种最根本的情绪。这个情绪或许不是小说的情节、人物、或许结构，而是一旦我落笔，我整个的人生状况就会体现在我的叙说中，这是一种更实质的沉积。

新京报：这两年出现出不少“底层”书写著作，比方外卖员王计兵的《赶时刻的人》，包含此前由于《我是范雨素》一文进入大众视界的育儿嫂范雨素，本年她也出书了长篇小说《久别重逢》。你会怎样看这些著作被外界贴上的这个标签？

胡安焉：坦白讲，咱们也是最近才知道相互，此前可以说并没有相互听说过。之前在杭州的一次活动上，主办方把我和王计兵安排在同一场对谈中，我才去网上查他的材料，看他的书，发现他其实不是大众认知中的“外卖诗人”。他从2005年就开端写诗了，而送外卖大约从2018年才开端，也便是说他开端送外卖前，最少现已写了13年的诗了，并且他在写诗前还写过小说，我不会以为他是“外卖诗人”。而范雨素和王计兵的状况又不太相同，她家里的文明气氛很好，她从前还做过语文教师，但由于养家生计的压力，才去做了保姆之类的作业。这类标签更多是图书市场的噱头吧。

而我的状况也是相同的，当主办方在一些活动中将咱们放在一同，或许觉得咱们的著作是一类，但实践并不相同。除了都从事过简单劳动之外，咱们在写作上的共同点其实不多。不过也没联络，这样可以让咱们被更广泛的人看到，而当基数足够大时，那些少量本不会重视咱们，但又真实能了解咱们的创造的人，趁便也被“涉及”到了，这个成果便是好的，并且实话说，也有利于咱们的经济报答。

新京报：那你会忧虑自己后续的创造，或许会遭到这类标签的限制吗？

胡安焉：不会，并且我以为，像这种标签它不会终究定位这个文本。咱们的著作在今日或许被这样归类，但十年、二十年之后呢？假如它是有价值的，愈加锋利、精准的点评会渐渐替代之前有误差的评判，咱们天然会认清它的实质，而这需求时刻。退一步讲，假如咱们的东西的价值不足以保存十年或二十年，那它也天然就会被吞没，怎样被贴标签其实都无所谓。所以最重要的，是先取得承受时刻查验的“资历”。

新京报：之后会彻底投入自在写作吗？

胡安焉：现在还不好说，我对未来还没有详细的规划。假如我的经济条件答应，我期望自己仍是不要去做那种朴实为了营生的作业，但假如条件不答应，我也能去做，并且我也可以调整自己的心态。

新京报：终究，2021年的一次采访中，你曾说到自己正在写一部长篇小说，是一部关于什么的著作？

胡安焉：这个小说现已是通过不断推翻后的N.0版别了。我现在的主意是，它会是一个相似独白的方法，像意识流相同贯穿，或许没有详细的人物或情节，描绘一种介乎生计与日子之间的生命样态。

采写/申璐

修改/逛逛李永博

校正/柳宝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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